一个阴雨的下午，我出发去看电影。提前在网上订了座位，疫情时期没有打消人们与电影消磨时光的激情，倒是很自觉地一排空一排坐，红绿相间中有种朋克养生的意味。
出门前父母再三叮嘱一定要带好口罩不能摘下来。我胡乱应了几句，下楼追赶巴士，索性赶了上去。
Jojo Rabbit，港译《阳光兔仔兵》，碰巧选择在下雨天看，倒是有种别样的意味。
乔乔兔是这样一部电影，作为童话太过于残酷，残酷到我坐在影院里几度哽咽；作为一部基于现实的战争片，又太过温柔，温柔到让我有种错觉，电影里的历史从未发生过，一切也许只是十岁孩童脑海中想象出来的。
那些被吊起的人，本该让人联想到令人恐惧的尸体和死亡，但他们安静地好像一面面旗帜，在风中悬挂和沉睡；臂章上绣着纳粹标志、帽檐上有纳粹党章的孩子们还没上真正的战场，认真地穿上自制的火箭、铁皮人、颜料管套装上街，号召人们为战争捐出钢铁；林荫道上一辆满载伤兵的卡车经过，看到骑着自行车的母子俩，原本冷漠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甚至连全片最紧张的一场戏，秘密警察稽查藏有犹太女孩的乔的家，进门后连着三轮的“Heil Hitler”互相问候让人笑出声。在种种反差的画面里，残忍和温情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居然相得益彰。
它温情在于，哪怕是一个崇拜希特勒、想加入近卫军的男孩，不妨碍他不忍心杀死兔子的事实；被迫躲在密室里的犹太女孩Elsa本该处于弱势，却对乔说“我们的先人和天使搏斗，我们并不软弱。”
它残酷在于，少女那用里尔克的诗句求婚、承诺与她在巴黎相见的未婚夫，早早因肺结核死在了战争结束以前。乔看到被吊起的母亲的尸体穿的那条灰蓝色裤子上别着白底红字的字条，正是她冒着生命危险张贴的呼吁：“德国自由”。
色彩也是贯穿电影的因素，塔导用色彩烘托出了电影视角的出发点，即十岁男孩眼中的世界。如果说《敦刻尔克》里，士兵眼中的二战末期是炮火纷飞，灰蓝与橙红交映，黑蓝色的海水与沙黄的海岸线相接。在乔的世界里，二战末期，可以是一座座珊瑚粉、鹅黄、乳白的房子，薄荷绿的墙中的木质门，可以奔跑在金色阳光照进的林间，骑着自行车过蓝天下草色的绿地。令我想起辛德勒名单里的，黑白的人群中那个身着草莓色外衣的小女孩，和乔乔兔里飞舞在灰色石板路上的蓝色蝴蝶一样，那一抹蓝永远定格在了那一瞬间。
除了画面和情节，电影里的角色有着很丰富的层次。
斯嘉丽因为Rosie这个角色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提名，虽然没有获奖，但那对红白鞋子会一直留在许多人的记忆里。作为独自抚养儿子的单身母亲，她会在儿子破相后冲去学校狂打教官，也会在儿子鞋带散时蹲下帮他系好，一边用口诀教他。上尉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好人，而Rosie对自己的评价是“我已经尽力了。”她尽力撑起整个家，也会在儿子顶撞自己说想要个爸爸时无助落泪；尽力做一个好人让犹太人藏身自己家里，也会实话告诉Elsa，自己会在她和儿子之间选择儿子。她尽己所能，这种尽力比无我的奉献更真实动人。
Rosie这个名字起的也很别致，私下里穿凿附会，也许和诗人里尔克爱玫瑰有关。里尔克的《玫瑰集》里有一首诗：“一朵玫瑰，就是所有的玫瑰。是无可替代者。”Rosie对Elsa说，你要活下去，只要有一个你的人民在世界上活下去，纳粹就赢不了。正如只要有一个Rosie这样良知未泯的人活在世界上，反人性的大屠杀就永远不可能成功。
独眼的上尉（Captain Klenzendorf）是个有意思的角色。我注意到他和副官（Finkel）的关系，呵斥后道歉和眼神中的欲言又止。直到后面，战场上两人打扮成军装版的Drag queen，画了眼线拿着枪成为战场上的一道风景线才恍然大悟。这解释了为什么明明知道假扮身份的犹太少女回答错了生日，身为纳粹军官的他仍然帮助她向秘密警察隐藏了她的身份。善良之外，更像是一种对赶尽杀绝、排除于主流之外，落寞的感同身受。在那个年代，LGBT和犹太人的地位几乎没有不同，可因为社会环境隐藏自我，直到21世纪仍然屡见不鲜。
就连乔幻想中的朋友希特勒，由塔导亲自出演，不像是军国的最高领袖，更像是一个难以界定善恶的朋友。他提议火烧房子然后嫁祸给丘吉尔，安慰乔“做一只兔子没有什么不好的，狡猾智取。”他是乔内心世界的缩影，而伴随乔完成了从“Heil Hitler”到“Fuck off Hitler”的转变，他也消失了。
乔对犹太少女之间的情感是可爱直率的。从敌对、不当做是同类，到产生好奇、当做是自己的研究对象，后来他爱上了Elsa，明白了什么叫喜欢一个人就像胃里充满了蝴蝶。而难以接近的Elsa从一开始的冷言冷语，再后来对乔说，“你不是纳粹党，你只是一个害怕变得不合群才热爱纳粹的十岁小男孩。”他们的对话给了彼此一个机会去理解对方，因此墙没有真正隔离他们，就像战火从来没有真正把爱和希望隔离。
同样的，希望在电影中也被意象化了。希望可以是静态的，某个遥远地方，摩洛哥或者巴黎；某个图像，犹太女孩在乔的速写本上画下的自己，卧室里那副关于丛林中的老虎的画。
希望也可以是动态的。当乔问Elsa，战争结束后，你最想做什么。Elsa说，dance。全片出现了几处舞蹈，母亲Rosie在餐桌前假装成丈夫和自己跳舞；Elsa的未婚夫向她求婚，他们在月光照耀的湖畔跳舞；战争结束后，乔和Elsa在洒满阳光的街道上跳舞。
在走出房子前，乔蹲下来为Elsa系鞋带，接着她问：外面危险吗？乔说：极端危险。乔和Elsa的动作和对话重复了乔和母亲之间的。就像是一种预示，Rosie把爱传给了乔，而乔把爱给了Elsa。
要不说，人性是复杂的，好的故事往往是矛盾的，在笑中落泪，在寒冬中温暖。
讲到二战时期的德国，便绕不开种族和不同立场的对立。因为是站在儿童的视角，这种无缘无故和无时无刻的对立产生了一种荒谬感。比如训练营中的女教官在黑板上画了犹太人的刻板印象，他们长有犄角和尾巴，身上有鱼鳞。“这是因为他们的祖先和鱼交配。”女教官解释。
此外的还有“英国人会和狗交配”、“俄国人吃人”，“日本人是我们的盟友，这话不能跟别人说，但他们看起来不像雅利安人。”
原来如此。制造对立一向是驱动人们统一战线和目标的好手段，而战争更是座物化人的工厂。加入青年团的男童被教导要为纳粹和元首战斗，不畏牺牲；女童则要学会如何怀孕和生育。这样扭曲的教育让乔乔面对Elsa时说，你不是个人，我的血如玫瑰般鲜红，而你，就像是眼睫毛一样微不足道和脆弱。
但他错了。而后当他用纳粹的尖刀刺向Elsa，犹太少女的血从绿色的衬衣里渗出，也是玫瑰般的红色。
我原以为2019年已经是最奇怪的一年，那时看完Joker，面对hk街上烧焦的地铁站，破碎的地砖和满地狼藉的街面，手机里收到关于证俯提示避开油行人流的短信，会以为电影延续到了现实，这种怪诞让人深深地感觉到处于洪流中自身的渺小。
而现在是2020年。走出影院去买奶茶，看到店里留言贴了一墙，光父hk四个字印入眼帘。店员带着塑胶手套把小票递给我，人人带着口罩，面目模糊。远在英国的朋友发给我一句，还好你没来，现在到处都在排华，好想回家啊。那种魔幻和怪诞感再次油然而生。
电影从来没有脱离现实，而隔着人与人不仅仅是病毒和疫情。你我都知。战争之下，人将不人。当人用一种标准来划分类别，不同便会产生不解，不解产生恐惧，恐惧产生仇恨。我以为反战大概不是电影的一个类别，而是当一部电影揭露出战争的本质时自然而然延伸出的功能。对我来说，这一类电影的后劲很足，可能和其真实性和醒世意义相关。它揭示了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不容是那么地无由来，不理性。
——我们被告知是敌人的人送来了慰问，我们本该为之信任的事物却撕裂了我们的情感。在各个领域都充斥着情感分裂和立场对峙的当下，当童话照进现实，乔乔兔仿佛不是在讲过去的故事，而是再警醒人们，这个世界本应更多的宽容理解，尊重同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乔乔放生了笼里的兔子，塔导在电影结束时留下了里尔克的诗：
Let everything happen to you:
beauty and terror.
Just keep going.
No feeling is final.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即使生活可歌亦可怖，不论如何，战争结束的那一刻我要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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